201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4-2015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出节能减排降碳指标，提出30项具体措施，包括燃煤锅炉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等任务。空气治理难题亟待破解。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空气治理问题根源在于体制，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优化环保部门的决策和执行机制。

 

　　宋国君在公开演讲中提出疑问，中国有这么多科学家、研究课题，为什么要等到PM2.5如此严重时，才开始监测？他认为，叠床架屋的行政架构，让环保部门行动低效，专业能力低下，许多本应简单、透明的工作变得臃肿。

 

　　记者：请你谈谈当前空气治理体制中存在哪些问题？

 

　　宋国君：我们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给企业下文件，如果极端一些，我们那种体制跟战时体制一样，连长就命令排长冲上山头，不去就毙。战争时期普遍如此。

 

　　现在问题没那么紧迫，也不是只有一个零和结果。问题复杂得多。现在应当是有效率的管理。挣点钱不容易，怎么花，才花得更加有效？

 

　　我的一个观点是，政府在空气管理上，不必要既有政府机构，又有事业机构。国际上没有这样的事业机构。目前我所学到的知识，找不到事业机构建立的理论。为什么要建立事业机构？我认为是不合适的。有课题需要研究时，这个环科院去做、那个监测站去做，还有各个中心……为什么要这样？低效，半封闭。凡事都交给下属事业单位去做，由于缺乏竞争，水平就很低。我也举了很多例子，尾号限行、摇号、源解析、做最大的烟雾箱等等懒政，都是由此导致。

 

　　可以将一部分业务开放给市场。比如美国的排污许可证上百页，到现场核查时也有很多难题，就聘请咨询公司，帮忙去现场核查，类似于审计。现在审计也都是用审计事务所。咨询公司是我雇的，当然要为我服务了。谁好、价格低，我就用谁。

 

　　记者：如何管理污染源？

 

　　宋国君：空气治理主要是管污染源，包括常规污染物、危险污染物。常规污染物，以pm2.5为例，目前比较严重，还是跨区域性问题，污染源也很多。常规污染物分固定源、移动源和面源，面源就是规模比较小的固定源，以及逸散性的污染源，比如建筑工地，一刮风就有扬尘。

 

　　移动源管理非常综合，油品、引擎，引擎后面加净化装置。交通跟每个人有关系，以至于不能发许可证，核查不起。更多是技术进步、综合城市管理，包括城市规划等等。

 

　　面源总体是许可证似的，不会用排放限值、监测方案，而是最佳实践，比如遮盖好。

 

　　固定源的管理主要靠排污许可证，比较详细的有上百页，目前美国能做到这个水平。我们自己也没经验，发不到100页，发30页没问题吧？但是要有这个能力，工厂需要有工程师，企业要懂，要有专业管理人员。

 

　　政府呢。专业的结果就是省钱，例如管火电厂就一个人，每个企业有一点儿变化，他就知道。管了10年火电厂，你要是给他调到钢铁厂，就懵了。

 

　　记者：许可证制度有什么重要性？

 

　　宋国君：没有许可证的排污交易，就跟像印假钞。我可以用台湾的一个老专家的说法表达：台湾没有执行许可证时的数据，和执行了一年许可证的数据相比，是垃圾。执行许可证三四年之后，第一年的数据也是垃圾。如果是垃圾的数据，你还能做出好的决策吗？不可能。

 

　　我国的排污许可制度由于理论认识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再加上缺乏专门的许可证法规和技术实施规范等配套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仅相当于注册证，难以发挥执法作用。因此，我国应当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对固定源污染排放进行管理。目的是通过排污许可证强制排污者对排放进行监测、记录和报告。政府部门应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实施核查和检查。

 

　　记者：怎么看待北京市的空气清洁计划？

 

　　宋国君：大方向是对的。细节方面，我认为都是似是而非，都提到了。没有排优先性。应当依据什么原则？成本效益分析——哪些对健康影响最大，哪些污染源边际控制成本最低等等。这个计划水平很低，连总的成本效益都没考虑，会有很多浪费或低效。